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把信留在钢琴上的人。”
六百人的戏院，六百个人坐着没动。
没有人鼓掌。
不是不感动，是鼓不下去。
手抬起来，发现太重。
不知过了多久，第三排有人站起来。
黄月萍转身，对着满场观众，慢慢鞠了一躬。
她没说话。
那枚纽扣在她领口，在黑暗里闪了一下。
八月一日，《槟城空屋》首周末票房统计出炉。
香港：一百三十七万。
新加坡：九十二万新元。
马来西亚：七十八万令吉。
台湾：未上映。
但台北三家艺术影院，以“学术观摩”名义连放七天。
场场爆满，排队的人，从武昌街绕到汉中街。
《联合报》影评版，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形容这个现象：
“过境风。”
八月三日，谭咏麟的《想将来》专辑，进入最后宣传期。
他在电台接受访问，主持人问：阿伦！听说你这张专辑改了四版？是不是公司给你压力？
谭咏麟靠着录音室的高脚椅，想了想。
“不是公司给我压力，是我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
“因为有一年在伊丽莎白体育馆，开完演唱会，有个观众在场外等我。她六十多岁，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后生仔，多谢你替我阿公唱那首歌。”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船票背面写一行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那个人的阿公，一九三八年从槟城回国抗日，一九四八年从韩国战场辗转来港，一九五二年肺病去世。
他一生，只会唱一首完整的歌，是他阿妈教的客家山歌。
他没等到那一年。
但他的孙女等到了。
谭咏麟停顿了几秒。
“这张专辑，第四版。我是替他唱的。”
八月十日，张国荣完成《声音剧场》，最后一轨录音。
槟城那位割胶工的后代，在录音棚里坐了四十分钟，没说出一个字。
张国荣关掉麦克风，给他倒了杯水。
那人把水杯握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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