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深重的疲惫。
贝亚特里斯·阿尔梅达·马特乌斯坐在玛利亚婶婶家的厨房里——玛利亚已经在去年冬天去世,现在是她的女儿小玛利亚主持家务——面前摊开着一封刚刚解密完成的信。来自里斯本,莱拉出发前往马德里前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她选择了最艰难的路,”贝亚特里斯坦轻声说,将信递给马特乌斯。
马特乌斯阅读着,眉头紧锁。“马德里……那是虎穴中心。”
“但她有准备,有连接,有使命。”贝亚特里斯坦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西班牙士兵正在例行巡逻,两人一组,步伐整齐,步枪在阳光下反射冷光。自从去年“文化与信仰普查”后,监视明显加强了:每周的宗教集会增加了政治教育内容,所有公共活动必须提前报备,甚至渔船出海归航的时间都被严格规定。
安东尼奥推门进来,没有敲门——这是他们约定的信号,表示有紧急情况。
“门多萨上尉被调走了,”他压低声音,“新来的指挥官今天到。叫阿尔瓦罗·德·古斯曼,据说是从佛兰德斯前线调来的,以‘坚定’闻名。”
佛兰德斯。那个西班牙试图镇压新教起义、战争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地方。一个从那里调来的指挥官,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明白。
“什么时候到?”马特乌斯问。
“下午。船已经到海湾外了,比平时补给船大一倍,有更多士兵。”
贝亚特里斯坦感到熟悉的沉重感——每次变化都带来不确定,而在这个时代,不确定几乎总是坏事。
“我们需要通知所有人:保持绝对正常。不要好奇张望,不要聚众议论,继续日常劳作。”
安东尼奥点头离开。马特乌斯握住贝亚特里斯坦的手:“六年了,我们一直适应,调整,坚持。这次也能。”
“但每次调整,我们的空间就缩小一点,”贝亚特里斯坦轻声说,“像潮水慢慢侵蚀海岸,每次退去都带走一点沙子,直到某天,悬崖崩塌。”
下午,新指挥官阿尔瓦罗·德·古斯曼上尉抵达。与门多萨不同,他没有召集村民开会,只是巡视了营地、瞭望塔、村庄主要道路,然后回到营地,紧闭大门。但五十名士兵——比门多萨时期多了一倍——立即开始了新行动:加固营地围墙,增加夜间巡逻,重新登记所有渔船和渔民。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二天,古斯曼发布了新规定:
所有十六至六十岁男性必须参加每月一次的“民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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