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了纸条,记住内容。然后她开始写信给萨格里什——可能是最后一批通过相对安全渠道的信件,一旦去马德里,通信将困难得多。
表面文字依旧:“母亲,父亲,我入选马德里深造,荣幸而惶恐。会努力学习,不负期望。勿念。女儿莱拉。”
密码层中,她写下了真实情况,包括费尔南多修士的提议和两个选择,请求建议。但她也知道,信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到达萨格里什,回信可能永远到不了她手中——如果她去马德里,地址会变;如果她消失,则完全失联。
决定必须自己做。
接下来的几天,莱拉继续正常的学校生活:上课,祷告,图书馆工作。她注意到其他入选学生的反应:有的兴奋(多是西班牙裔或完全同化的葡萄牙贵族子女),有的忧虑(葡萄牙裔,知道这可能是永远离开家乡的开始),有的面无表情(学会了不流露真实情感)。
她也在观察费尔南多修士。他继续收集歌谣,但莱拉现在看出了方法:他不仅记录歌词旋律,还记录演唱者的年龄、地域、社会背景,以及“这首歌从谁那里学来,什么时候第一次唱”。这是系统的民俗学研究,但也是文化的抢救性记录。
一天下午,在图书馆地下室整理一批新到的捐赠书籍时(老管理员已在一个月前去世,莱拉被临时指派协助),她有了意外发现。在一箱看似无关的十六世纪初税务记录中,夹着一份手写信件,日期是1579年,署名是“一个不愿忘记的葡萄牙人”。
信中描述了托马尔加冕前,葡萄牙各地对西班牙接管的不同反应:北方的公开抵制,南方的谨慎接受,贵族的分裂,平民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信中提到了一份“秘密协议”的存在——与莱拉之前发现的文件呼应——并暗示有多个副本被分散隐藏,“以待将来”。
信的结尾写道:“记忆是最后的武器。当剑折断,旗帜降下,语言被禁,只有记忆在沉默中存活,在暗处传递,等待重见天日的那天。保存记忆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即使被同胞视为叛徒,被征服者视为威胁。”
莱拉感到深深的共鸣。这封信的作者——可能是她从未谋面的祖父贡萨洛那一代人——表达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记忆作为抵抗,作为希望,作为超越政治疆界的忠诚。
她小心地抄录了信件内容,然后将原件放回原处。抄录时,她决定了自己的路。
第十三天,她去找费尔南多修士。
“我决定去马德里,”她告诉他,“但需要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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