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码头工人低声说,“不直接取消民主程序,而是‘延期’。不关闭申诉处,而是‘调整权限’。用温和的词语包装强硬的事实。”
“那我们怎么办?”工人问。
“继续工作,但眼睛要亮。”马库斯说,“注意港口的异常船只,注意物资的流向,注意谁在借机扩大权力。”
与此同时,在公民申诉处,志愿者们聚集在后院,听莱桑德罗斯解释变化。
“从今天起,我们只能受理和调查被认定为‘紧急’的案件,”莱桑德罗斯说,“标准是:涉及生命危险、基本生存需求、或战争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其他案件记录后暂缓。”
一个年轻志愿者举手:“谁来认定是否紧急?”
“中级审核小组初步认定,有争议的由索福克勒斯大人和我最终决定。”莱桑德罗斯停顿,“但我们要注意,不能滥用这个标准。如果我们将所有案件都标记为紧急,就会失去公信力;如果过于严格,就会让申诉处名存实亡。”
他们制定了临时指引:粮食短缺致饥饿、住房危险致安全威胁、人身暴力威胁、战争相关腐败——这些算紧急。普通的商业纠纷、邻里矛盾、非紧急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些暂缓。
下午,申诉处接待了第一批“紧急状态”下的申诉者。数量减少了,但问题更尖锐:
一位母亲申诉,她儿子被强制征召加入临时民兵,但家里还有三个幼儿需要抚养;
一位寡妇申诉,她丈夫战死后的抚恤金被以“战时财政调整”为由削减一半;
一位商人申诉,他的仓库被“临时征用”储存军用物资,但没有补偿,也没有归还期限。
这些案件都触及战争时期的根本矛盾:集体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莱桑德罗斯亲自处理那位母亲的案件。她的儿子是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如果被征召,家庭将失去生计。
“规定是每家至少出一名成年男性参与城防,”负责征召的官员说,“这是公平的。”
“但她家情况特殊,”莱桑德罗斯争辩,“三个幼儿最大的才五岁。如果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实际无法生存。”
“战时没有特殊,”官员面无表情,“否则每个人都找理由。”
莱桑德罗斯理解官员的逻辑,但也看到其中的不公。最终,他找到安东尼将军,请求特例。将军权衡后,同意让这位儿子改为每周两天参与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工作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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