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样。”何成局放下茶杯，目光望向远处的天际线，那里有几根新竖起来的烟囱正在冒烟，“光绪那会儿，朝廷里就几个书生在喊，喊完了没人干。现在不是——现在是老百姓自己在动。你听听。”他微微偏头，指向老宅外面的方向。
何国凝神细听。远远地，从珠江边传来一阵阵夯土号子，那是工人们在挖新港区的淤泥；另一个方向，广播喇叭正在播送钢铁增产的动员令，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更远处，大概是从城郊新成立的公社传来的，几百人的口号声隐隐约约，像是远方的雷声。何国听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祖父的意思。这股劲头不是上面压下来的，是底下涌上来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它就是要来。
何成局从竹椅上站起来，拂了拂衣摆：“给何川发个电报，让他从东北回来一趟。再通知何峰，武汉的事先交副手，回广州开个会。还有何山——你让他查一查，宝芝林最近有多少徒弟被抽去炼钢了。”
何国一愣：“炼钢？”
“你没注意看报？”何成局说，“各省各市都在建小高炉，广州也开始动员了。何家这股风躲不过，我也不打算躲。但不能瞎撞——得看看风往哪个方向吹，哪里是风口，哪里是悬崖。”
何国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何成局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重新坐回竹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发髻上那根银簪。他想起了余姚姚的爹——余保纯。老爷子做广州知府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官一任，最难的不是做事，是看风向。不看风向你撞墙，看多了风向你又站不稳。”余保纯在大清官场沉浮了几十年，最后全身而退，靠的就是审时度势的本事。何成局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不算在看风向。他只确信一点：不管风向怎么变，何家的脚跟不能离地。这是他用了两辈子——从余保纯那一辈算起——才想明白的道理。
三天后，何家老宅正堂。
何川是第一个到的。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长春赶回来，一下车就直奔老宅，连行李都没放。在东北待了五年，何川的外表变化很大——人瘦了，也黑了，原本白净的脸上多了几道风霜刻出来的纹路，但眼睛比五年前更亮。那是一种见过大世面、干过大事情的人才会有的亮。何成局看了他一眼，在心里赞了一句。
“东北那边怎么样？”何成局开门见山。
“热火朝天。”何川坐下就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鞍钢今年的指标翻了一番。一汽的厂房还没完全建好就开始出车了。整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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