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北京。何米宁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走出来时，长安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她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庄严的建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刚刚在那里闭幕，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她不是****，但作为外交部北美司的副处长，她参与了宪法涉外交条款的前期研讨工作。她知道，这部宪法里写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内容——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写进了另一条——国家允许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投资。改革开放不再是政策口号，它被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她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呼出的白气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气里凝成霜雾。三十二岁的女外交官裹紧了大衣，快步走向停车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给广州打个电话。
电话接通时，何成局正在何氏医馆里。
何甘走了。今天清晨，何甘在厨房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是在灶台前走的——锅里还炖着给何成局的当归黄芪老鸡汤，火已经关了，汤还是温的。何岩早上来厨房端汤时，看到何甘靠在灶台边的藤椅上，两只手交叠在围裙上，眼睛闭着，嘴角微微翘起，像是在打盹。他叫了两声没有回应，伸手探了探鼻息，然后慢慢收回手，在灶台前站了很久。灶台上还摆着一排切好的姜片、几颗红枣、一小碟枸杞，都是何甘昨晚就备好的。
何岩没有声张。他先把那锅汤端下来放在案板上，然后走到何甘面前，替他整了整围裙的领口，把他那双布满烫伤疤痕的手轻轻放平在膝盖上。做完这些之后，他才走出厨房，叫来了何国。
何成局赶到厨房时，何国和何岩都站在门口。何成局走进去，看着坐在藤椅上像是睡着了一样的何甘，脚步停了一瞬。然后他继续走到何甘面前，弯下腰，握住了何甘的手。那只手还有些余温，手背上密密麻麻的烫伤疤痕叠着老茧，是何甘在灶台前站了大半辈子的印记。何成局握着这只手，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何甘九十九岁。他是彭幼楚的儿子，何成局最小的儿子。他这辈子没有练过武，没有做过生意，没有出过远门，连广州城都很少出。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何家老宅的厨房——从十几岁跟着彭幼楚学炖汤开始，他在灶台前站了超过八十年。八十年来，他给何成局炖过无数锅汤，给何辩每天早上温一碗药膳粥，给何芳每天午后送一碗安神羹，给何国每次远航回来熬一锅润肺茶，给何峰捎去武汉工地的壮骨膏从来没断过，给何岩熬夜整理医案时送去的枸杞猪肝汤永远准时放在桌上，给何海算账算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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