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东西堵住了。
“四年零三个月。”苏砚重复了一遍,“这四年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
“没有。”孙嘉怡的声音更低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孙嘉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苏总,”她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苏砚没有说话。
“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保安、搬运工、清洁工,什么都干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但我看到过——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整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他得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我们拿不出来。我那时候刚毕业,工资一个月五千块,房租就要两千。我到处借钱,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债,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
“所以你选了。”
“所以我选了。”孙嘉怡低下头,“苏总,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你信任我,提拔我,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但我——”
她没有说下去。
苏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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