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出去——不重要。只要你有动机,他就能把‘内鬼’的帽子扣在你头上。”
孙嘉怡的脸色刷地白了。
“然后呢?”她问。
“然后他会联系媒体,说苏砚公司的核心员工出卖商业机密。舆论会炸,投资人会慌,客户会跑。我的公司——”
她没有说下去。
但她和孙嘉怡都明白那个词是什么。
崩盘。
二
孙嘉怡走后,苏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
她拿出手机,想给陆时衍打电话,但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
她想起陆时衍刚才在电话里问她:“你不心疼?”
她说心疼。
但她没有说完整。她心疼的不是孙嘉怡的背叛,是她自己——她花了四年时间培养一个人,信任一个人,把公司最核心的产品线交给她,最后发现,维系这段关系的不是忠诚,是三百万。
三百万。在她这个圈子里,三百万只是一顿饭钱。但对孙嘉怡来说,三百万是命。是她父亲的命,是她自己的命,是她母亲的晚年。
这不是背叛。这是穷人的绝望。
苏砚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门是关着的,她没有开。她只是站在那里,把手按在门板上。门板是木头的,刷了白漆,摸上去很光滑,很冷。
她想,如果她当年没有遇到那个投资人,没有拿到第一笔融资,没有从一个小工作室做到现在的规模——她会不会也像孙嘉怡一样,为了三百万出卖自己?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能站在岸上,去评判一个溺水的人。
她推开门,走回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周维安,”她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五分钟后,周维安推门进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苏砚注意到他的鞋带松了——一个在凌晨四点被监控叫醒的人,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心思系鞋带。
“坐。”苏砚说,“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查一下孙嘉怡的设备,在过去三个月里,有没有被远程控制的痕迹。不是普通的入侵,是那种——合法的、有授权的远程控制。”
周维安愣了一下。
“你是说,有人用合法手段控制了孙嘉怡的电脑?”
“对。比如通过官方的远程管理工具,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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