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名为《中国思想研究》的文稿上,钱忠书写道:
“解放后,我以为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大作出现,以前我认为是习气的原因。”
“1979年,我访问美国,见到作家夏志清。他问我,郭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说,因为上面的人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而不喜欢杜甫,认为太苦气。于是,郭莫若写了这样的书。”
“后来,有人告诉我。郭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的个人趣味,未必是投其所好,我误会了郭莫若。他是这样讲的,他当时在研究甲骨文,自然要维护郭莫若的名誉!殊不知我听后对郭莫若更为失望,我以为他连审美都存在问题。”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文学谈不上融入世界,所作的无非是对西方文学的再模仿,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作家思想上的混乱,他自己都不知道应当信仰什么,只是在发泄怨气!他写的文章当然也误人子弟。”
“还好!不全是这样。在这凄苦的土壤上,忽的生出来一根独苗,居然凭借自己还长成了一颗不小的树木,成了气候!我现在要谈到的人,就是那个说我误会了郭莫若的人,他与我解释别人的过错,让我尤其觉得荒唐。”
“因为他远比他解释的人来得重要。想必你们已知道这个人是谁?对的,是余切。”
余切看后心脏狂跳!
这是他第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历史。而且是一个名人,一个顽固刻薄的人。
早年间的刘芯武如何?
没有余切,他也无法在《人民文学》体面的退去,刘芯武那一套始终要被人驳倒的。
查良庸又如何?
在千禧年后,查良庸来大陆访问,学生们已经回过味来,发觉他中夹带的私货,要求他道歉。
路垚自己也会得到茅盾文学奖,晚两年罢了。
苏彤、余桦、管谟业同样会成为八零年代的中坚砥柱,晚四五年。
余切只是引导了他们,时代本身会成就他们。
唯有钱忠书不一样。
他整个后半生都十分低调,绝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合抓到他的把柄,尽管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表达他的态度,但他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
余切落选诺奖的事情,让全体华人都感到愤慨,他以为半隐居状态下的钱忠书并不关注。然而恰恰相反,这件事情改变了钱忠书的后半生。他开始积极的表达观点起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