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微光,一点一点地观察、测量、分析、推理,寻找结构的弱点,探寻改变的可能。
这两种路径,哪一种更有效?
或许,它们本不该是对立的。
没有理性的烛照,激情可能沦为盲动;没有激情的驱动,理性也可能陷入冷漠的旁观。
他将手伸进书包夹层,触碰到那本《呐喊》硬硬的封面。
冰冷的触感下,似乎有一股灼热的潜流在涌动。鲁迅的呐喊,是文学的手术刀,剖开脓疮,刺痛麻木。
唐先生的理性,是科学的手术灯,照亮病灶,冷静分析。
而秦先生、陈伯父的“危行言孙”,苏清墨的“借古喻今”,则是行走于这手术台旁的、必要的谨慎与策略。
这真是一个需要多重智慧的时代。
需要呐喊的勇气,也需要理性的清醒;需要直面淋漓鲜血的真的猛士,也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韧性;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开拓,也需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审慎。
回到陈家大院,吃过晚饭,林怀安没有立刻回房。
他搬了个小凳,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下。
夜空清澈,星河渐显。
秋虫在墙角低鸣,更显夜的寂静。
他再次翻开那本《呐喊》,就着窗棂透出的微弱灯光,细细读着那篇《药》。
人血馒头治痨病的愚昧,革命者夏瑜被杀的悲凉,看客们的麻木与茶馆里“包好,包好”的喧嚷……文字像冰冷的解剖刀,一层层剥开那令人窒息的社会与人性的病灶。
他感到一阵寒意,但不再是昨夜那种单纯的刺痛与恐惧,而是一种混合着悲悯、愤怒与沉重思考的复杂情绪。
他想起想起了苏清墨关于《国悲》的建议。
或许,在发出呐喊与保持理性之间,在直面惨淡与寻求策略之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古老而坚韧的文字,用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来点燃那微弱的、但或许能穿透铁屋的光。
他起身回屋,点亮油灯。
铺开稿纸,研墨润笔。他没有写激进的时评,也没有写晦涩的隐喻。
他提笔,用工整的小楷,开始誊抄屈原的《九歌·国悲》。
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悲壮苍凉的气息,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地烽烟中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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