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砚把约谈定在下午四点。
这个时间是她故意选的。四点是一个暧昧的时间点——离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整理邮件、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开会,人的心理防线会比上午薄弱一些,因为脑子里已经在想晚上吃什么、要不要加班、回家走哪条路不堵车。
这是她从陆时衍那里学来的。律师审讯证人的时候,最喜欢挑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上七点,趁对方还没完全清醒;一个是下午四点,趁对方已经开始松懈。
她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会议室不大,六个人的长桌,白墙灰地毯,没有窗户——这是她特意要求的。没有窗户的房间会让人失去时间感,更容易暴露真实情绪。她坐在长桌的一头,面前放着一杯水,水的旁边是她的手机,手机屏幕朝下扣着。
她不想在看手机的时候,被对方看到自己的表情。
四点整,门开了。
孙嘉怡走进来的时候,苏砚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没有带笔记本。产品总监开会不带笔记本,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要么是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觉得不需要记任何东西;要么是她太紧张了,忘了带。
苏砚观察了她的穿着。今天孙嘉怡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成马尾,没有化妆。这和她在年会上的那件红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色是防御色,高领是保护姿势,不化妆意味着她没有心思在意自己的外表。
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通常会在外表上过度修饰,用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穿着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也有一类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所有修饰,用“素颜”来暗示自己“没有秘密”。
孙嘉怡属于哪一种?
苏砚不确定。但她知道,不确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等。
“坐。”苏砚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孙嘉怡坐下来。她的坐姿很规矩,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面试的应届生。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她的目光在桌面上游移,从苏砚的水杯到倒扣的手机,从手机的边缘到桌角的划痕,就是不看她。
不敢对视。
苏砚把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姿态放松得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她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里没有任何质问的成分:“嘉怡,你跟了我多久了?”
孙嘉怡的目光终于停在她脸上。
“四年零三个月。”她说。声音有些哑,像是嗓子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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