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广州城从三天前就开始变了。
天还没亮，知府衙门的差役就提着水桶和刷子上街，把长堤大马路沿街的骑楼柱子刷了个遍。珠江边的垃圾被清了个干净，连码头边上堆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烂渔网都被一把火烧了。府衙贴出告示，从二十七日起三天内，城中禁止屠宰、禁止当街晾晒衣物、禁止随地便溺，违者罚银五钱。告示上的字是龚文师爷的手笔，措辞客气得很，但底下那方鲜红的知府大印让每个路过的人都晓得——这不是商量，是命令。
何府里的气氛比街上更紧三分。林青从三天前就开始亲自带人巡夜，每班八个人，四个时辰一换，把何府前后三道门守得连只苍蝇飞进来都要辨一辨公母。秦舒云带着苏筱和孙小蕾，连熬了两个通宵，把联市商团的秘密账册全部转移到孙小蕾杂务库房地底下的暗室里。明面上留的那套假账做得滴水不漏，连每笔银子的来龙去脉都编得有鼻子有眼，用秦舒云的话说——“就算户部的老账房亲自来查，也翻不出毛病。”
但何成局心里清楚，左宗棠不是来查账的。这位钦差大臣从陕甘千里迢迢绕道广州，名义上是“巡阅沿途炮台防务”，实际上谁都明白——朝廷要对法开战，左宗棠是来摸广东的底。炮台修得怎么样，水师的船还能不能打，制造局的枪炮够不够用，这些才是左宗棠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联市商团那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只要账面上过得去，左宗棠犯不着深究。毕竟这位左帅虽然是清官，但不是傻子。他知道广州制造局每年只有三万两拨款，这点银子别说造新枪，连修旧炮都不够。何成局是怎么搞到额外经费的，左宗棠不会问，何成局也不会说。
四月二十七日，巳时三刻。
广州城南门外的官道上，一队人马在漫天尘土中缓缓行来。打头的是三十二名亲兵，清一色的高头大马，马背上的兵丁穿着湘军特有的灰布军装，腰悬腰刀，肩上扛着***。三十二人排成两列纵队，马蹄声整齐得像在操场上走正步。亲兵后面是八抬大轿，轿帘紧闭，轿顶上那根钦差大臣的孔雀翎在风中微微颤动。轿子后面又跟着十六名亲兵，殿后的是一辆骡车，车上装着文书箱和换洗衣物。
何成局率领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广州水师等大小官员数十人，在南门外官道旁列队迎接。他穿着正三品的补服，胸前绣着孔雀，头上戴着蓝宝石顶戴，腰间的佩玉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些行头他一年到头也穿不了几回，每次穿都觉得浑身不自在——补服太厚，四月的广州晒得人冒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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