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香港的洋面上升起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汽笛在雾中此起彼伏，像一群看不见的鲸在互相呼唤。何敏站在财务部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英文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转身对坐在角落里的何安说了一句话。
“欧洲打仗了。”
何安正在看深水埗仓储区第二期的施工图纸，闻言抬起头来。他今年五十一岁，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去年填海码头全面竣工之后他带着何继祖在九龙湾工地上蹲了整整一个月，人瘦了、晒黑了，但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此刻他放下图纸看着何敏，眉头微微皱起。“欧洲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何敏把电报放在他桌上。电报是何静从怡和洋行拿到的内部消息，原文是英文，何敏在下面附了中文翻译。欧洲列强打起来了——德国、奥匈帝国对英国、法国、俄国，战火从巴尔干一路烧到比利时。英国已经宣战，港英政府昨天发布了战时状态公告。
“关系大了。”何敏的声音不高，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拍，“英国打仗，全世界的商路都会受影响。怡和洋行的远洋货轮有一半被英国海军征用了，剩下的船运费已经开始涨。麦克唐纳先生今早给何静透了底——从南洋运大米的运费下个月至少涨两成。”
何安把电报放下，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他做了几十年生意，从甲午年用“以粮换枪”之策收编溃兵开始，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天下大乱对商人来说既是灾也是机。就看你怎么选。“何康在哪？”
“九龙湾码头。昨天到了一批暹罗米，他在盯着卸货。”
“叫他回来。”何安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幅何康手绘的水道路线图前，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回头对何敏说，“把何静也叫来。如果运费真要涨，我们要在涨价之前把今年全年的货都订了。”
何静在怡和洋行的会客室里已经坐了整整一上午。麦克唐纳先生忙得脚不沾地，洋行里所有人都像被捅了马蜂窝，职员抱着文件在走廊里小跑，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她端着茶杯不急不躁地等着。这杯红茶是麦克唐纳的秘书给她泡的，大吉岭，泡得有点浓了，她喝了一口在心里自动跟何清的单丛做了个对比——还是单丛好。这是何静的习惯。谈判之前把最坏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一遍，把最好的情况也过一遍，然后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就没什么能让她惊讶了。
麦克唐纳推门进来的时候领带都歪了，红脸膛上冒着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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