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默默地做生意，默默地搭建渠道，何家需要他的时候，二话不说就上了。何米宁继承了她父亲的沉稳，但比他更锋利——她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外交官，理想主义还没有被现实磨掉，但已经有了处理复杂问题的基本判断力。
“你在外交部做得怎么样？”何成局忽然问。
何米宁愣了一下，然后坦然回答：“很忙，但很充实。我的外语基础好，被分在北美司。虽然现在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华沙会谈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这条路很长。但何家等得起——我等了一百多年等到了新中国成立，再多等几年不算什么。你在北京好好干，你父亲在欧洲，一个人撑了很多年，你在这里撑住了，就是替他分担。”
何米宁用力点头。何成局端起茶杯，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这次回来，去工作间看看你芳姑婆吧。她身子不太好了。”何米宁的眼眶微微红了。她从小也是何芳看着长大的，虽然没有跟着学做香，但小时候生病，都是何芳亲手给她扎针开药。她应了一声，起身去了工作间。
何成局独自坐在茶室里，端起何国泡的茶，抿了一口。何米宁带来的消息在他心里反复转了几圈，最终沉淀下来。他不指望美国人突然大发慈悲放了何洋，但何米宁说的那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只要中美关系打开一个口子，哪怕只是一条缝，何家就能想办法把何洋从那道缝里塞出来。他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并确保何洋在异国的牢房里也能撑到那扇门打开的那一天。
腊月的一天，何芳下楼了。
这是她今年第一次下楼，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她没有叫任何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从二楼走下来。何岩在楼下看到，连忙上前，何芳摆了摆手，说：“我去桂花树下坐坐。”
何成局已经在那里了。他远远看到何芳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没有起身去迎，只是让何国在旁边多摆了一把椅子。何芳走到桂花树下，在何成局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喘了好一会儿才平复呼吸。冬日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她身上，她的白发在阳光里显得格外稀疏，身形瘦得像是风一吹就要倒。
何芳坐下后，没有马上说话。她只是看着那棵桂花树——冬天的桂花树叶子还是绿的，只是绿得有些暗沉，不像春天那样油亮。
“这棵树，是娘种的。”何芳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她说的是余姚姚，虽然她不是余姚姚所生——她是林青的女儿，生母是何成局的第六房小妾——但她的童年记忆里，余姚姚确实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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