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认出这是总指挥，只当是个长官，便低下头，继续缝补。
“有。老婆孩子，在湖北孝感老家。”老兵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俺是种地的。去年闹灾，地里颗粒无收，老婆孩子快饿死了。俺听说革命军招兵，管饭，就来了。来了才知道，不光管饭，还教俺识字，教俺道理。俺懂了，俺不是为当兵吃粮，是为像俺这样的穷人有口饭吃，有块地种。”
他缝好一个洞，用牙咬断线头，举起军装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长官，俺这身衣服，是革命军给的。俺穿着它，就得对得起它。等打下武昌，俺就回老家，把地种好，把娃养大，让他们也知道，俺爹是个革命军。”
沈砚之看着他，看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他忽然想起自己，想起二十年前，在山海关外，自己也是个不甘被奴役的年轻人，也是为了“穷人有口饭吃”这句话，拿起了刀枪。
二十年过去了。山海关的雪，云南的雾，四川的雨，湖南的风……他走过多少路，打过多少仗，见过多少死人？可眼前这个老兵，说的还是他当年想说的话。
“老哥，”沈砚之声音有些哑，“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赵大夯。”老兵抬起头，憨厚地笑了笑，“打铁的夯。俺爹说，人得像夯一样，实诚，有力气，才能把地夯实，把日子过好。”
“赵大夯。”沈砚之重复了一遍，像要把这个名字刻在心里，“好名字。等打下武昌，我给你请功。”
赵大夯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俺不要功。俺只要能活着回去，把地种好，把娃养大，就知足了。”
沈砚之没再说什么。他站起身，继续往前走。
壕沟尽头，是敢死队的集结地。
三百名敢死队员，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大多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身上只穿单衣，外面套着用稻草编成的“避弹衣”——那是用浸了水的稻草捆成的，据说能挡子弹，其实不过是心理安慰。每个人腰里别着两枚手榴弹，手里握着大刀或长矛，刀锋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
敢死队队长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陈烈，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他看见沈砚之，立刻挺胸敬礼：“报告总指挥！敢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沈砚之走到他面前，仔细打量着这支队伍。他们大多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神却像狼一样凶狠。有的人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是渴望。他们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但他们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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