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的武汉，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燥热。长江水涨，汉阳门码头终日泊满了挂着各色旗帜的军舰和商船，汽笛声昼夜不息，像是这座城市在不安中发出的喘息。
沈砚之站在武昌阅马场总指挥部二楼的露台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目光越过蛇山，望向江汉关方向。那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旗帜仍在飘扬，但旗杆下的面孔，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
"军长，南京的电报。"
副官赵德胜快步走上露台，将一封电文递到他手中。沈砚之没有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封皮上的火漆印——青天白日徽，旁边盖着"总司令行营"的朱红大印。
他撕开封口，展开电文。
"着沈砚之部即日抽调两个精锐团，沿津浦线东进，配合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部，会攻南京。此令。——蒋中正，四月二日。"
沈砚之看完，将电文折好，夹进袖中。
"赵德胜。"
"在！"
"传令各团以上主官，今晚七点到指挥部开会。"
"是！"赵德胜转身要走，又停住脚步，"军长，南京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昨天程副军长的老部下从上海来，说闸北那边——"
"晚上开会再说。"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但赵德胜听出了里面压着的东西。
赵德胜敬了个礼，快步下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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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指挥部会议室内灯火通明。
长条桌两侧坐了十二个人——各团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还有刚从上海、南京两地辗转赶来的两名联络参谋。
沈砚之坐在上首，面前摊着一份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天前下发的密令，和南京方面今天送来的那封电报。
他先让两名联络参谋汇报情况。
上海来的联络参谋叫方世昌，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声音压得很低：
"军长，上海的情况……比传言还要严重。四月十二日凌晨，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突然动手，解除了闸北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纠察队不肯交枪，双方发生冲突，死了不少人。我离开上海那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铁门全部落锁，街上到处是巡逻的兵，工人纠察队的旗帜全被拔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具体数字呢？"有人问。
方世昌咽了口唾沫："公开的说法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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